17世纪来到墨西哥的人们，普遍对不同种族的着装印象深刻。英国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盖奇在访问墨西哥城时，观察到大多数人都身着彩色丝绸服饰。他记录下，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都很夸张，使用的丝绸比其他织物要多，并且装饰着华丽的珠宝和饰品。尽管他的描述略显夸张，但仍能说明丝绸在当时极受欢迎，在西班牙社会中被广泛使用，并常见于男装和女装。这些服装经常饰有贵金属和珠宝，甚至包括马车的装饰。

较低的社会阶层也有机会接触和使用丝绸，盖奇将当地人分为两类：“黑摩尔人”（blackamoor），即肤色较黑的摩尔人；以及“穆拉托”（mulattoes），指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在西班牙人眼中，这些人是下等人，但他们的衣着考究，因此吸引了西班牙人的注意。

整个旅程中，盖奇对墨西哥城的时尚中心地位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座城市在时尚潮流中持续保持领先。西班牙人阿特米奥·德·瓦勒-阿里斯佩记载，在18世纪的墨西哥城，“普通人穿着丝绸裙子或印花布，上面装饰着金银条带；色彩鲜艳的腰带上，还有金色的流苏，从前面和后面翻下来，装点裙边”。除了精美的织物，贵金属也广泛用于服饰设计。

欧洲和亚洲的纺织品在美洲都可买到，深受欢迎。盖奇还注意到，当时的人们穿着由荷兰上等中国亚麻布制成的套袖，上面绣有彩色的绸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贸易路线连接了墨西哥，因此美洲人认为来自西班牙和瓦哈卡的丝绸都是劣质的。从人们的遗嘱中也能看出中国丝绸在家庭的普遍性。

追求异国情调的时尚在整个西班牙帝国都很普遍。由于马尼拉与中国相邻，这一情况在马尼拉也很常见。历史学家阿尔赞斯·德·奥尔赛·维拉记载，马尼拉的流行商品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商品，其中就包括中国的丝绸。中国丝绸和其他精美商品的贸易被认为是马尼拉存在的理由，且中国人带来了几乎所有可以运往新世界的货物，并在商务和工艺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时尚一旦传到美洲，就会影响墨西哥和秘鲁。

穿戴亚洲和欧洲丝绸的时尚代表了个人的奢侈生活方式，也是人们追求身份认同的原因。正如历史学家马修·托马斯所述，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男女穿戴中国丝绸，以及中国商人和农民使用西班牙银元，都使他们直接参与了近代世界经济的大扩张。艺术史学家丹尼斯·卡尔指出，来自亚洲和其他外国的装饰品，使美洲人民能够超越其殖民地公民的地位，直接展示自己的贸易能力与商业信誉。他们对时尚的展示，既是出于对奢侈品的欣赏，也是出于对参与外国商品流通的热切渴望。

在追求异国情调的时尚中，墨西哥人感受到了自己优越的历史与地理意义。他们热衷于改变，并逐渐建构起自己在西班牙帝国和太平洋航线上的独立商人地位。购买亚洲丝绸也象征着人们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的集体愿望。

大帆船运载的货物主要是生丝与未染色的白色织物。来自中国的白色织物受欢迎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大多数亚洲织物使用草本染料，可能对水或阳光非常敏感，极易掉色。另一方面，白色的生丝使当地工匠能够自由地迎合当地人的喜好。当地手工艺人有时会重新编织已经染色的织物，创作出本土图案与欧式图案。这种亚洲生丝、美洲染料与欧洲设计的结合，是墨西哥近代时尚的特色。

亚洲设计的引入，使得美洲殖民地产生了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不仅影响了西班牙人和殖民官员的圈子，也影响了原住民社区。贝弗利·勒米尔总结道：“在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中，殖民地的美洲原住民以改良刺绣花色的纪念品、家居用品和时装来争取地位，因为他们积极响应了物质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这种“文化融合”是殖民地生活中永恒的核心。

文化的多元性跨越了空间和时间，构建了更加全球化的设计体系。以中国明朝织物为例，双头鹰暗示了哈布斯堡的王冠，而心形的花瓶则暗示了与菲律宾奥斯定会的联系。尽管已有传统的设计套路，但丝绸织工还是会自行设计纹样。如鹰和花瓶周围的交错纹样，就是仿照中国青花瓷上最常见的纹样。类似中国风格的花卉图案，还会出现在19世纪马尼拉生产的披肩上。这块织物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思路，可谓与时俱进。

亚洲的花卉纹样是早期全球化最明显的象征之一。花卉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情感意义，象征着不同的植物、生命周期，以及女性气质。因此，花卉设计不仅代表着异国情调，还反映了对偏远地区的认知。中国和美洲的匠人，以及构建中国、美洲大陆纽带的商人、水手与海运专员，都在亚洲花卉纹样的传播中贡献了力量。除此之外，消费者也偏爱并支持这种交流和设计的融合。

挪用中国和亚洲花卉纹样的时尚，也反映了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园林文化的极大兴趣。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植物和花卉的绘画和书籍得以面世。正如艺术史学家王廉明指出的那样，欧洲主顾最喜爱中国园林植物，而非药材和其他异国植物。这种偏好，说明欧洲人相信中国优越的农业条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并促进欧洲学术团体的壮大。这种观念，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要采用中国的蚕业知识。

从亚洲到美洲的移民也带来了新的风格。许多亚洲移民拥有专门的纺织店。例如，“中国姑娘”与当地的墨西哥人一起设计、推广了新款的丝绸服饰。这种服饰主要是一种无袖的、镶有金边的黑色丝织品，还饰有红色、白色和绿色的刺绣。许多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都穿这种服装，其后来慢慢演变成墨西哥民族身份的一大标志。

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启动，出现了第一波跨太平洋的亚洲移民潮。这些移民在墨西哥被称为“中国人”或“中国印第安人”。相当多的移民留在了墨西哥城，为当地商人服务。随着丝织品等织物的全球流通，二手服装贸易也蓬勃发展，占据了消费市场的一部分。二手服装的回收利用，也促进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和国内商贸体系的完善。

大多数经过加工的织物，都是由女性再加工的。女工们经常接到订单，为那些需要廉价服装的市民修补、售卖一手与二手物品。这样的情况，多半加强了当时人们的消费能力。女性在衣着贸易中的产业，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范围与规模，同时也保障了她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

红色在西班牙文化中有着重要位置，最初只有王室和教会可以使用。在欧洲各地，红色都很抢手。在美洲，红色染料来自一种叫做胭脂虫的小昆虫制成的天然染料。胭脂虫主要生长于墨西哥的胭脂仙人掌的关节和叶子上，尽管其身体呈白色，但挤压后会爆出鲜红色的汁液。在西班牙殖民前，红色染料是中美洲原住民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元素。

新世界推进了旧世界的时尚潮流，胭脂虫的利用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无论是政论家、自然学家、商人、国王、总督还是传教士，都对胭脂虫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快，这种染料引起了西班牙王室的注意。胭脂红是欧洲流行的红色染料，因此国王的命令说明，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是殖民墨西哥的主要目标之一。

随着对红色的追求，胭脂虫被纳入了西班牙朝贡体系。胭脂虫的培育需要耐心，人工培育的胭脂虫质量优于野生个体。胭脂虫养殖与养蚕一样，需要密切照料，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防范害虫和鸟兽的侵扰。由于胭脂仙人掌通常不足1.2米高，因此蜥蜴、老鼠以及禽鸟很容易吃掉胭脂虫。为了收集胭脂虫，人们还需要在其生长的仙人掌叶片上工作。胭脂虫采集成为一种社区产业，就像种桑养蚕一样。

为了适应气候，某些地区采取了“胭脂虫迁徙”的策略，这需要很大的工程量。平原地区在雨季到来时，会将胭脂虫放入篮子里带到山区，以便在旅途中繁育。这样做可以使胭脂虫保持干燥，是有效的策略。

将胭脂虫制成红色染料，需要经历另一个复杂的过程。每公顷的仙人掌，可以收获大约250公斤的胭脂虫。收集到的胭脂虫需要加热烘干，制成砖红色的染料。由于需要大量劳动来制作少量染料，因此胭脂红染料非常昂贵。

胭脂虫在西班牙帝国的贸易扩张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胭脂红染料的昂贵，因此胭脂虫产业成为瓦哈卡地区的经济支柱。在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胭脂虫是以家庭为单位培育的，但瓦哈卡地区主要是种植园培育的。

为了促进胭脂红的生产，西班牙政府同时扮演了资本家和出口商的角色。墨西哥城的商人和西班牙的商人，会向农民预付定金，以确保胭脂虫的生产。此外，新型的胭脂红生产与贸易系统在17世纪形成，原住民家庭担任生产者，由市长、副市长与代理人等殖民地雇主担任监督。瓦哈卡州的商人需要在胭脂虫收获季之前支付定金，并与这些殖民地官员合作。商人囤积的胭脂红将被运到委拉克鲁斯港，交予当地企业家或出口商。一旦运抵欧洲，加的斯或塞维利亚的商人就会把胭脂红再次出口到欧洲更大的纺织中心。

由于贸易产生了无比丰厚的利润，诈骗就成了常事。为了应对胭脂红贸易中的各种问题，政府已经立法来控制胭脂虫的加工、分级和出口。需要政府专员组成监察网络，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由此，贸易诈骗行为得到了遏制，染色过程也更为规范。

胭脂虫被引入欧洲后，很快就取代了以前用于制作红色染料的绛蚧（kermes）。从墨西哥胭脂虫体内中提炼出的明亮的大红、深红和紫红，淘汰了所有的竞品，受到追捧。第一批墨西哥胭脂虫抵达西班牙、安特卫普和英国后，很快就被用于制作红色染料。据1555年的报告，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乔鲁拉、特佩亚卡和邻近城镇每年生产的胭脂红，估算价值共为20万比索。大部分生产的胭脂红都被出口到欧洲。随着产量的增加，胭脂红成了人们眼中从美洲殖民地出口的又一核心产品。在16世纪和17世纪，胭脂红加强了美洲对欧洲丝绸时尚的贡献。

这种昂贵却易于运输的染料，使西班牙人大获其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胭脂虫的价格都与黄金相当。对西班牙政府而言，与胭脂虫相关的信息始终都是最高机密。直到1704年，才有一篇专文提出胭脂虫是一种有六条腿的昆虫。西班牙人限制了有关胭脂虫繁育方法的信息传播，私自出口胭脂虫是死罪。西班牙保护胭脂虫，无非是为了垄断鲜艳染料的生产，使那种红色更加神秘，更受追捧。

西班牙帝国的时尚与贸易，正是其殖民扩张和全球化进程的体现。从亚洲到美洲的纺织品和染料贸易，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也加强了欧洲与美洲的联系，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